竺可桢与徐家汇天文台：学术殖民的镜鉴与中国气象科学的自主之路
《竺可桢全集》，竺可桢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版
1951年11月22日，上海气象局副局长束家鑫安排专车接竺可桢前往徐家汇天文台。面对这个由他协调接收的机构，竺可桢在日记中详尽记录感慨："余已十七八年未至其地，当时尚系龙相齐Gherzi时代，现台已归科学院与中央气象局接管。"（第12卷，475页）七年后，竺可桢在与南京大学气象系学生交流时，将徐家汇气象台定义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典型代表"，并称龙相齐为其"代表人物"（第15卷，217页）。始建于1872年的徐家汇天文台，从气象观测起步，逐步拓展至天文、授时、地磁与地震等多领域，成为全球三大测量基准点之一，曾获"远东第一气象台"美誉。作为中国近代气象科学奠基人，竺可桢与徐家汇观象台的关系贯穿其学术生涯始终。在众多杰出人物中，他特别关注龙相齐，视其为学术殖民的象征，并将接收前的天文台时期命名为"龙相齐时代"。
一、学术根基的溯源
1913年，原就读伊利诺大学农学院的竺可桢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专攻气象学。1915年，在导师华德（Robert Ward）和麦开地（Alexander MacAdie）指导下，他基于徐家汇天文台1914年编纂的《中国十一年来之雨量》，完成硕士论文《中国之雨量（1900-1911）》。次年2月，该研究以《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为题发表于《科学》创刊号，成为其学术生涯首篇论文。文中强调："中国沿海飓风岁发数十起，东西航船皆赖上海徐家汇气象台预警定进退"，"中国雨量测量以徐家汇最著，弗络克（Louis Froc）所著《中国十一年来之雨量》集各分台观测大成"（第1卷第1页）。
弗络克即天文台第三任台长劳积勋（1859-1932），这位"台风神父"在海洋气象预报领域成就卓著，当选梵蒂冈科学院院士后，上海法租界将震旦大学旁道路命名为"劳神父路"（今合肥路）。徐家汇天文台群星璀璨：首任台长能恩斯（Marc Dechvrens，1845-1923）、次任台长蔡尚质（Stanislas Chevalier，1852-1930）及其后继者田国柱（Henricus Gauthier，1870-1919）、雁月飞（Petrus Lejay，1898-1958）均贡献非凡。蔡尚质在佘山安装亚洲最大双筒折射望远镜，其《赤道星表》获法国科学院奖，法租界"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即为其命名；田国柱凭《中国地震总表》斩获儒莲奖；雁月飞则成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受聘国立北平研究院通信研究员。
竺可桢在研究中首次将中国风暴路径划分为满蒙、内地和太平洋三类，雨量类型归纳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闽浙沿海三种模式。文末呼吁："欲得精准气象数据，需五十年乃至百年观测积累"，主张"政府广设气象台，经数十年系统观测，方能使全国风雨态势了然于胸"（第1卷第8页）。1918年，他在哈佛完成博士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整合徐家汇等天文台247个台风资料，揭示台风眼高温成因等规律，相关成果后拆解发表于《Monthly Weather Review》。1931年，他结合田国柱《中国之气温》的物候记录，发表《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开创性提出古代气候"较现今温暖"的结论（第2卷，135页）。
徐家汇天文台的科研积淀为中国气象事业奠定基石。其气象信号因科学性与实用性获远东广泛认可，1930年全国气象会议决议统一采用徐家汇天气旗号。1912年远东气象会议上，该台创新成果获国际高度评价；1930年台长会议称其信号电码"简明便捷"，次年成为东亚通用标准。竺可桢1934年发表《中国气流之运行》，比对自建观测站数据与龙相齐风向图后确认"两者基本吻合"（第2卷，166页）。1940年《中国之气温》序言中，他肯定田国柱与龙相齐的等温线研究是"气温领域两大奠基工作"，同时强调中研院气象所推动的全国观测网络"使数据分布更均衡、标准更统一"（第2卷，529页）。
可见竺可桢的学术成长深受徐家汇天文台滋养，他既承认其学术标杆地位，又致力于构建自主气象体系。作为中研院气象所负责人，他保持与天文台的学术互动，如1936年1月31日日记记载："《中国之雨量》仅赠国内外二十处重要机构，国内唯徐家汇与青岛获赠"（第6卷，17页）。他与耶稣会士马德赉（Joseph de Moidrey，1858-1936）交谊深厚，这位地磁学先驱去世时，竺可桢在日记追忆："十二三年前曾宿其昆山地磁台，彼时虽年迈仍热情相待。研究所成立后屡获其函赞，今闻噩耗，特致唁函"（第6卷，31页）。现存上海气象博物馆的1924年竺可桢致马德赉明信片，印证了这段学术情谊。
图1 上海气象博物馆展示的竺可桢致马德赉明信片
二、学术**的觉醒
作为中国第一代科学家，竺可桢在国弱民贫的困境中，始终以国际先进水平鞭策本土科研。1921年7月《我国地学家之责任》一文痛陈："近年虽设中央观象台及地质调查局，然规模远逊欧美。北京气象台设备不及徐家汇、香港气象台"，"闽浙沿海台风预警竟全赖法英所设机构"（第1卷，340页）。同年8月《论我国应多设气象台》更将气象台建设提升至国家尊严层面："英法非爱我也，实为保障其海运安全。我国既疏于建设，彼等遂越俎代庖"，"徐家汇代行气象图绘制之职，此本属政府**，竟假手外国教会，实为国耻"（第1卷，344页）。
1922年11月，时任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的竺可桢在《本校急应在北极阁上建筑观象台意见书》中深化论述："我国气象预报、地震监测、温湿度测定皆仰赖外人机构。古人云：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人若不自主建设，无怪外强越俎代庖"（第1卷，357页）。1927年3月《取消学术上的不平等》中，他犀利指出："外国在华科研机构，学术上虽可欢迎，国体与民族尊严岂容永久容忍？"进而揭示："条约不平等乃列强枪炮所致，学术不平等实因我辈不努力而生。后者更为可耻！"呼吁以科学方法切实研究："此乃废除学术不平等之唯一途径，亦国民之天责"（第1卷，570-571页）。同年4月，他以日本气象学崛起为例激励国人："国人皆知废条约不平等，却忽视学术不平等。后者因我自弃而生，耻莫大焉！"（第1卷，572-579页）。
在竺可桢眼中，徐家汇天文台作为学术殖民象征，其代表人物正是气象地震部主任龙相齐（Ernesto Gherzi，1886-1973）。这位意大利耶稣会士1903年入会，1910年赴沪任教震旦大学物理系，1920年重返中国任职徐家汇，1930年升任气象台长。龙相齐学术造诣深厚，以台风轨迹预测系统闻名远东，曾验证微震与热带气旋关联理论，1936年当选梵蒂冈科学院院士。但与其他谦逊教士不同，其性格刚烈。1927年因南京事变退出中国科学社，成为唯一因此退社的外籍社员。
竺可桢与龙相齐的交锋始于1936年。2月1日日记记载：中研院气象所筹建时欲统一采用公制度量衡，"龙相齐反对"；后推气象电报集中广播，"龙复反对"（第6卷，18页）。1937年4月6日，裴化行（Henri Bernard）访问气象所时，对未邀徐家汇参会表示遗憾。竺可桢历数龙相齐"不合作态度"："如六七年前改摄氏制、前年分区广播，渠皆阻挠"。裴化行建议直接与总台长雁月飞沟通（第6卷，279-280页）。更令竺可桢愤慨的是，1936年7月南京气象台误报台风位置后，龙相齐致函交通部要求"公开声明系南京之误"，竺可桢视此"有意挑衅，令人发指"（第6卷，136页）。
图2 龙相齐（1886-1973）
抗战期间徐家汇天文台遭重创。战后中央气象局接管外滩信号台成立上海气象台，郑子政任台长。郑欲接收徐家汇时，龙相齐"复函大骂"并控诉至翁文灏。竺可桢批评"龙本傲慢无礼"而郑"不知天高地厚"，急调程纯枢赴美进修以备接任，同时致函吕炯建议由卢鋈替代郑职（第10卷，15页）。政权更迭时，龙相齐赴菲律宾参会后被拒入境，转赴香港后受葡萄牙邀约创建澳门地球物理观测站，期间"大肆攻击人民政府"。1950年竺可桢协调接收徐家汇天文台，终结其学术殖民历史。1954年龙相齐移居加拿大任蒙特利尔地球物理观测站研究主任。
三、历史评价的辩证
中国地震学奠基人李善邦曾师从龙相齐，晚年回忆称初见时龙"充满帝国主义者傲慢"，"命我熏烟纸换记录，拒授地震知识"，直至翁文灏授其顾问衔方稍改态度（《地震地磁观测与研究》1989年第6期）。但现存史料揭示另一面：1928年李善邦在徐家汇学习期间，龙相齐任地质调查所地震顾问；鹫峰地震台建成后，龙亲往指导；1931年李善邦留美前，龙为其撰写推荐信致地震学泰斗古登堡（老多《张衡继起者》2023年版）。
竺可桢日记同样呈现矛盾记录。1937年1月赴港参加远东气象会议时，他与龙相齐"谈一小时"，共商台风分类标准；16日二人联手反对分区预警议案（第6卷，231页）。1970年2月读日本《亚洲之气候》时，他批评日人"盲目推崇龙相齐著作"，却忽视"新中国气候网站规模远超徐家汇"（第20卷，47页）。1971年11月29日最后一次提及龙相齐时感慨："1937年香港参会时，我国无全国气象局，中山大学天文台与徐家汇龙相齐同席。彼时受尽帝国主义欺侮"（第20卷，533页）。1973年12月6日龙相齐逝于加拿大，两个月后竺可桢在北京辞世，两位气象学巨擘的世纪纠葛终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