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之学

经世之学，指中国儒学中讲求治国利民之道的学问，兴起于明末清初和晚清。

经世之学即治国之道，治民之术，广义而言，一切以治国治民、经世致用为宗旨的学问，都是经世之学。具体来说，包括政务、财政、教育、科举、礼制、刑法、工程、屯田、水利、盐政、军事、天文、地理、农田等实务，既讲求施政功效，又谨守儒家以民为本、为民立政的信念。经世之学也着重历史学，提出“史学经世”之说，要把历史经验用于现实。另一方面，经世之学反对理学家的虚谈，反对空谈心性，也反对琐碎无用的考据。

从16世纪开始，士人反省理学末流的空乏，广泛以“经世”一词指治国之术。冯应京的《皇明经世实用编》28卷开创先河，收录大批案例、档案、政论。当时地方志也收集档案、文章以助治民。

东林党开辟经世的风气，议论时政，批评官员，自此经世思想传遍士林。陈仁锡受东林改革精神影响，编订《八编经世类》225卷及《皇明世法录》92卷，反映当时政治弊病。1638年，陈子龙也编成《皇明经世文编》504卷，搜罗明代大臣奏疏3000多篇，反映有明一朝的治乱事迹与制度演变，补救弊病。经世成为士大夫的共识，顾炎武、李二曲、黄宗羲、王夫之等大儒都注重经世致用。李颙编《时务急策》一书，列举自南宋以来的经世著作，包括屯田、水利、盐政、武备等多种实务。而顾炎武撰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经世著作。黄宗羲则写成《明夷待访录》评论政治制度。颜元更强调实用，特别着重“礼、乐、兵、农”四大项目。经世致用思想一度成为当时儒学思想的主流，但因满清的文字狱而式微。

18世纪随着雍正禁教导致的西学输入中断与与文字狱让士人的精力转向考据学，经世之学一度旁落。但考据学中诸大儒仍不忘经世致用的理想，戴震和钱大昕都强调儒学可以经世。而汪中研究礼经，也希望可以有益于日用民生。此时经世之学可说深藏在儒学的底层。

19世纪后，中国社会政治危机日益严重，儒家忧患意识加深，经世之学重新兴起，顾炎武又成为儒者推崇的对象，并扩大为救国救时的学问。此所谓“经世学派”中，冯桂芬是为中坚人物。他们强调通经致用，要以经学改造人间，而不是形而上哲理的探讨。干、嘉时期的士大夫热衷刊印诗集，爱新觉罗·旻宁时官员则大多出版时政著作。自1825年，魏源和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成为晚清经世之学的划时代文献。全书分为学术、“治体”（朝廷）和清代六部事务三大部分。咸丰年间，张鹏飞刊行《皇朝经世文补编》，补充魏源原书。其后饶玉成（1882）、葛士濬（1888）及盛康（1892）都分别编有《皇朝经世文续编》，三书皆120卷，沿用魏源之书的体制。葛士濬一书在六部事务后特加“洋务”20卷，经世之学超出传统限制，扩展到西学。冯桂芬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筹国用、改科举”的新建议，在1861年（咸丰11年）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即“中体西用”，也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中日甲午战争后，更多经世著作问世，如**倚（1898）《皇朝经世文三编》、邵之棠（1901）《皇朝经世文统编》、何良栋（1902）《皇朝经世文四编》、求是斋（1902）《皇朝经世文三编》及麦仲华（1902）《皇朝经世文三编》。孙中山早期的社会主义，也受当时经世之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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